背景与目的:华大员工队列 i99 拥有 10,201 名参与者、21,997 次鸟枪法宏基因组测序(MetaPhlAn 4 物种级相对丰度),但尚未对其肠道菌群 α 多样性的分布特征、时间变异与可重复性做过系统刻画。本分析基于 20% 个体级随机抽样(2,040 人 / 4,390 次 run,4,383 次有效),回答四个问题:分布形态、采样时期差异、个体内 vs 个体间变异来源、技术因素(测序深度)的影响。
主要结果:① α 多样性呈显著左偏非正态分布,Shannon 中位 3.030(IQR 2.55–3.49)、richness 中位 161 SGB(IQR 113–210),落在已发表成人粪便宏基因组研究的常见区间。② 近窗口(2022–2025)α 多样性低于早窗口(2016–2018):Shannon Δ=−0.148(混合模型,p=7.4e-11),深度匹配子集中 richness Δ=−43.13(p=2.3e-42),配对子队列方向一致;但效应量普遍很小(21 对逐年比较中仅 1 对达大效应),且与测序批次完全共线,只能表述为「批次/时期相关差异」。③ 立项时「个体间差异 >> 个体内波动」的假说被推翻:个体身份仅解释 Shannon 方差的 11.0%,年份仅 3.7%,85.3% 为个体内残余波动;个体内/个体间 SD 比为 1.12,个体内 CV 均值 20.0%。④ 测序深度非主要驱动(深度解释 richness 的 R² 全样本 0.0216、剔除低尾后 0.0010),10M reads 以上 richness 已饱和;但低深度样本集中于 2018 年,使全样本时期效应被低估约 2.4 倍。
方法学要点与自我纠错:全程以个体为独立单位(聚类 bootstrap / 混合模型),避免 run 非独立导致的 p 值偏小;执行中经 Genpilot 对话推翻了原定的 Kruskal-Wallis 方案,并把解析式稀疏化从主方法降级为敏感性分析;交付前经批判性评审,主动推翻了自己「低 ICC 归因于采样窗口」的结论,改用同个体内配对分析(窗口内变化 0.651 反而大于跨窗口 0.589,Wilcoxon p=0.020),相应表述降级为待验证假设。
结论与限制:i99 队列 α 多样性的变异以个体内波动为绝对主导,个体间差异只占约十分之一,因此单次采样难以刻画一个人的「菌群多样性水平」。最大限制是缺少年龄/性别/BMI/用药/饮食等表型与提取批次/文库/机台等技术元数据,使“时期差异”无法与平台换代解耦,也使 85% 的个体内残余方差无法拆分为生物学波动与技术噪声。
肠道菌群的 α 多样性(个体内群落的物种丰富度与均匀度)是微生物组研究中最常用的汇总指标,与宿主代谢、免疫及多项疾病状态相关。在大型人群队列中解读 α 多样性,有三个基础问题必须先回答清楚:它的分布形态是什么(决定后续统计方法)、它在同一个人体内有多稳定(决定单次采样能否代表个体)、以及哪些技术因素会污染它的表观差异(决定关联分析是否需要校正)。
i99 队列(华大基因员工健康队列)是本研究的对象。该队列在 DCS 平台上以公共容器数据集形式挂载于 /public/key_project_dataset/i99,包含三块数据:
| 数据块 | 内容 | 规模 |
|---|---|---|
B2C_COM_META_TSV | 肠道宏基因组 MetaPhlAn 4 + HUMAnN3 结果表 | 10,201 人 / 21,997 次 run |
B2C_COM_WGS_VCF | 同队列 WGS 变异结果(SNP/Indel/SV/CNV) | 5,339 样本 |
B2C_COM_WGS | 原始 FASTQ(归档恢复盘) | 82,108 个 fq.gz |
本研究只使用第一块中的 taxonomic_profile.tsv(物种级相对丰度),因为上游已完成,无需重跑(原始 FASTQ 约 216 TB,重跑成本极高且结果等价)。
CIMA_H###,与 i99 的 HD317... 无法映射。鉴于队列规模(21,997 次 run),按用户要求采用 20% 个体级随机抽样:抽样单位为个体而非 run,以保住纵向随访结构;固定随机种子保证可复现;入样概率均匀(0.2)且不按年份补齐,以避免不等权重使总体估计向稀疏年份偏移。抽样代表性以个体级置换检验(1000 次重抽)验证,通过(perm_p=0.226)。
/public/key_project_dataset/i99/B2C_COM_META_TSV/{个体}/{年份}/{run}/{run}.taxonomic_profile.tsvseed=20260924,入样概率均匀 0.2,未触发年份兜底;实得 2,040 人 / 4,390 次 run(4,383 次有效,7 次空丰度被剔除)物种级 SGB 定义为 clade 深度 = 7(以 | 分隔)且末级以 s__ 开头,相对丰度在检出的 SGB 内重新归一化。计算:observed richness、Shannon H'=−Σp·ln p、Simpson 1−D、inverse Simpson、Pielou evenness J'、Hill 数 q=0/1/2。同时从文件注释行提取 reads processed 作为测序深度协变量。
由于同一人贡献多次 run,run 不独立。朴素 run 级推断会使置信区间过窄、p 值偏小,并过度代表高频随访者。因此:
| 分析任务 | 方法 |
|---|---|
| 中心量与效应量的 CI | 个体级聚类 bootstrap(重抽个体、保留其全部 run,B=1000,percentile) |
| 时期/年度比较 | 线性混合模型(individual 随机截距)+ 预先指定对比 |
| 非参数佐证 | 个体级聚类 bootstrap 的组间差值 + Cliff's delta(阈值 0.147/0.33/0.474)+ BH-FDR |
| 未使用 | Kruskal-Wallis / Mann-Whitney U(因同一人跨年重复,违反组间独立假设;此为本项目执行中经 Genpilot 对话纠正的方法学错误) |
| 可重复性 | ICC(1,1) 矩估计(容许不等组大小)+ 混合模型交叉验证;分全样本 / 段内 / 跨段三层,并按随访次数与随访间隔分层 |
| 方差分解 | 个体间 / 年份固定效应 / 个体内残余 三层 |
| 深度校正 | 主方法 = 深度匹配子集(reads∈[38M,39M])上的混合模型;敏感性 = 全样本非线性深度项 + window×depth 交互、解析式稀疏化(检测概率模型 E(S_N)=Σ[1−exp(−N·p_i)])、回归残差校正 |
/public,不复制原始数据(仅读取约 0.5 GB);6 个模块的总计算耗时 < 4 分钟/work/xuxun/i99_alpha/scripts/,日志位于 /work/xuxun/i99_alpha/logs/;随机种子统一为 seed=20260924基于 20% 抽样队列(2,040 人 / 4,383 次有效 run):Shannon 均值 2.970(个体级 2.944,聚类 bootstrap 95% CI [2.919, 2.968])、中位 3.030、IQR [2.55, 3.49]、最大 4.71;richness 均值 166.4、中位 161、IQR [113, 210]、范围 [1, 469];Simpson 1−D 0.857;Pielou evenness 0.589。
Shannon 显著左偏(skew=−0.709、kurtosis=1.069、Shapiro p=4.7e-28、D'Agostino p=9.7e-87),richness 右偏(+0.575)。该中心值落在已发表成人粪便宏基因组研究的常见区间(MetaPhlAn 物种级常检出 100–250 个 SGB、Shannon 多在 2.5–3.5),属中等水平。
需注意:大样本下正态性检验的 p 值极为敏感,且该检验未处理个体内重复相关性;因此「非正态」的证据强度应以外观偏度/峰度与分布图为准,结论仅限于本次抽样样本的描述性统计。
个体随机截距混合模型给出 Shannon 的 late(2022–2025) − early(2016–2018) = −0.1482(SE 0.0228,95% CI [−0.193, −0.104],p=7.4e-11)。在深度匹配子集(reads∈[38M,39M],2,193 run / 1,417 人)中,richness 的 Δ=−43.13(p=2.3e-42)、Shannon 的 Δ=−0.2639(p=6.4e-18)。配对子队列(两窗口均有采样,n=321)Δ=−0.1306,Wilcoxon p=0.00116(182 人下降 / 139 人上升)。剔除低深度 run 后结论稳定。
必须同时呈现的限定条件:① 效应量普遍很小——21 对逐年比较中 Cliff's delta 为可忽略 9 对、小 9 对、中 2 对、大仅 1 对;② 年份固定效应只解释 Shannon 总方差的 3.7%(见结果 3);③ 配对子队列中下降者仅占 57%,并非人人同向;④ 2019–2021 无数据,早/邻近为两个采样截面,与平台换代完全共线。因此结论表述为:「2022–2025 批次的 α 多样性低于 2016–2018 批次,方向在深度校正与配对分析中均稳健,但幅度小、异质性强,不能推断为连续时间趋势或个体层面的普遍衰退」。
总体 ICC(个体级聚类 bootstrap 1000 次)= 0.1152(95% CI [0.0738, 0.1569];MixedLM 复核 0.1101),重复性 R=0.2755。统一方差分解:个体间 11.0%、年份固定效应 3.7%、个体内残余 85.3%。个体内 SD 均值 0.5589、个体内 CV 均值 20.0%(95% CI [19.1, 21.0],中位 16.6%)、个体内极差均值 1.004;个体均值 SD=0.5009(IQR 宽 0.67);个体内/个体间 SD 比 = 1.12。
方法学修正(本项目最重要的自我纠错):初步分析曾依据「段内早期 ICC=0.032 vs 段内近期 ICC=0.222」推断低 ICC 主要来自采样窗口/批次差异。批判性评审指出该归因方法学上不成立(不同子集的 ICC 在人数、重复次数、间隔、批次上均不可比,且早期 ICC 的置信区间跨 0)。补充的同个体内配对分析给出了相反方向的证据:在 285 名两窗口均有窗口内重复的人中,窗口内平均 |ΔShannon| = 0.651 反而大于跨窗口 |Δ| = 0.589(Wilcoxon p=0.020,仅 121/285 人跨窗口变化更大)。因此正确结论是:低 ICC 既不由长间隔解释、也不由窗口解释;85% 的方差属个体内残余波动,而在缺少提取批次/文库/机台元数据时,其中的生物学波动与技术噪声无法分离。
深度解释 richness 的 R²:全样本 0.0216 [0.0113, 0.0311]、剔除 <10M 后 0.0010、38–39M 子集内 0.0094;Spearman(深度, richness) 全样本 rho=−0.002(p=0.9)。解析式稀疏化到 10M reads:观测 169.0 → 稀疏化 169.0,收缩 0.0%(10M 以上 richness 已饱和)。window×depth 交互 LRT p=5.1e-64。
各方法方向完全一致(全部为负),但幅度差异显著:全样本未校正 Δrichness=−18.07,深度匹配子集为 −43.13(约 2.4 倍)。机理是 2018 年低深度样本(该年 7.58% 的 run <10M,其他年 0–1.2%)压低了早窗口的表观 richness。这不与稀疏化结论矛盾:稀疏化针对「把已测深的样本降到 10M」(饱和区无影响),而混杂来自「本来就低于 10M 的样本」(未饱和区 richness 被低估)。
重要保留:测序深度是后测变量而非随机分配变量。若低深度与低微生物载量、样本保存或个体用药状态相关,则按深度匹配/剔除将构成选择偏倚入口而非单纯的测量误差校正。故 −43.13 应表述为「深度匹配子集内的效应」,不外推为全队列真实效应量。
属水平平均相对丰度 Top:Phocaeicola 13.95%、Bacteroides 9.54%、Segatella 7.24%、Prevotella 6.76%、Neisseria 2.69%、Faecalibacterium 1.86%、Roseburia 1.82%、Alistipes 1.70%、Lachnospira 1.60%。
逐年堆叠组成未见单一菌属的系统性替换或塌陷,提示结果 2 的群体级小幅下降更可能来自多个低丰度 SGB 的普遍窄幅变化,而非某个主导菌属失衡。需声明本图为 rel_ab 归一化值、非绝对定量,只能比较组成比例。
「个体内波动主导」是本研究最稳健也最具方法学含义的结论。 个体身份只解释 Shannon 方差的 11.0%,而 85.3% 属个体内残余波动;个体内 CV 达 20%、个体内极差均值 1.004(Shannon 单位)。这意味着:用单次粪便样本推断某个体的「菌群多样性水平」在统计上是很弱的。对队列研究的直接启示是:若要用 α 多样性做暴露-结局关联,单次测量会造成严重的回归稀释(regression dilution),需要重复采样或误差校正。
值得强调的是,这个低可重复性不能归因于随访间隔长。同一批人内部的对照显示,窗口内相邻采样的变化幅度(0.651)反而大于跨 4 年窗口的变化(0.589,Wilcoxon p=0.020);间隔与 |ΔShannon| 的秩相关仅 0.045。这对「长期菌群稳定性差」的直觉是一个反例。
两个采样窗口间存在统计上非常显著的下降(Shannon p=7.4e-11,深度匹配后 richness p=2.3e-42),但显著性来自精度而非幅度:效应量多为小或可忽略,年份只解释 3.7% 的方差,配对子队列中下降者仅占 57%。更关键的是,2019–2021 年完全无数据,使「早期/近期」与「测序平台与流程换代」在结构上完全共线。因此本研究不主张存在个体层面的菌群多样性衰退趋势,只主张「两个采样批次之间存在一致性方向的差异」。要把它升级为生物学结论,至少需要:批次元数据、同批次内的纵向重复、以及表型协变量。
测序深度在本队列呈现「高度集中(中位 38.9M)+ 低尾」的分布。分析显示深度总体上不是多样性的驱动因素:全样本秩相关近乎为零(rho=−0.002),剔除低尾后深度解释的 richness 方差仅 0.10%,且 10M reads 以上 richness 已饱和(稀疏化收缩 0.0%)。
但深度在本队列中扮演了两种不同角色:① 在低尾(2018 年 7.58% 的 run <10M)它是混杂因素,压低早窗口表观 richness,使时期效应被低估约 2.4 倍;② 同时它可能是选择偏倚的入口——低深度可能与低微生物载量、样本保存或个体用药状态相关,那么按深度匹配/剔除得到的效应只适用于「可成功测序的样本」。区分这两种角色需要额外的技术元数据与样本处理记录,本研究无法完成。
本队列的多样性水平(Shannon≈3.0、richness 中位 161 SGB)落在已发表成人粪便宏基因组研究的常见区间,属中等水平,未见异常。可重复性(ICC=0.115)低于文献常报的 0.2–0.5,一个重要的结构性解释是队列高度同质(华大员工在年龄、职业、地域、生活方式上接近),个体间方差被压缩会直接降低 ICC,这不等于个体的绝对变异更大。此外已有纵向研究报告两时间点间 Shannon 与检出物种数显著下降(Cell Reports 202501496-2)),本研究方向一致,但幅度小且与批次共线,不构成独立证据。
值得记录的是,本研究在交付前推翻了自己的一个结论。初步分析曾依据「段内早期 ICC=0.032 vs 段内近期 ICC=0.222」推断低 ICC 主要来自采样窗口/批次差异;批判性评审指出该归因方法学不成立(不同子集的 ICC 在人数、重复次数、间隔、批次上均不可比,且早期 ICC 的置信区间跨 0)。补充的同个体内配对分析不仅未能支持该归因,反而给出相反方向的证据。相应结论已从「结论」降级为「待验证假设」。
1. 无表型元数据(年龄/性别/BMI/用药/饮食)——无法调整关键混杂,也无法解释时期差异的驱动机制;已核实 CIMA 元数据(428 人)因编号体系不同不可映射。
2. 无技术批次元数据(DNA 提取批次、文库、测序机台)——85.3% 的个体内残余方差无法拆分;时期效应与平台换代完全共线。
3. 两段式采样——2019–2021 无数据,只能做两窗口截面比较。
4. 相对丰度非绝对定量——无法判断菌群总载量是否变化。
5. 20% 抽样——代表性置换检验通过(p=0.226),但配对子队列(n=321)与早期段内 ICC(n=605)等分层结论的外推性受限。
6. 人群边界——i99 为健康、同质的华大员工队列,结论不可直接外推到一般人群或患者。
按性价比排序:① 争取补齐表型与技术批次元数据(解除最大限制);② 用全队列 21,997 run 复跑(脚本已保留 --full 开关)以消除抽样质疑;③ 复用 species_relab.parquet 做 β 多样性与差异丰度,检验表观下降是否伴随组成位移;④ 数据集中已具备同队列 HUMAnN3 功能谱(pathabundance、KO/GO/Pfam/eggnog),可做功能层面的 α 多样性与差异分析——这是本项目尚未使用的现成资源;⑤ 建立宏基因组与宿主 WGS(5,339 样本)的样本号映射后,可开展菌群-宿主遗传关联。
1. DCS Cloud 容器公共数据集:/public/key_project_dataset/i99/B2C_COM_META_TSV(i99 / 华大员工队列宏基因组 MetaPhlAn 4 + HUMAnN3 结果表)。
2. 方法学参考:MetaPhlAn 4 / mpa_vJun23_CHOCOPhlAnSGB_202403 参考库(SGB 级相对丰度)。
3. 测序深度对宏基因组多样性估计的影响(5–20M reads 评估,建议最低深度):ScienceDirect
4. 纵向人群肠道菌群动态(瑞典一年期人群研究,个体内功能波动):Cell Host & Microbe
5. 粪便标志物个体内变异(CV%)评估:PMC11490648
6. 两时间点间 Shannon 多样性与检出物种数显著下降的报道:Cell Reports 202501496-2)
7. 肠道微生物变异性与重复采样设计:Am J Clin Nutr00065-0)
> 说明:本报告的定量结论均来自本次对 i99 数据的实机计算,上列文献仅用于水平对标与方法学参照;未检索到的文献不做引用,亦不编造 PMID/DOI。